我國經濟私有化思潮的出現有著深刻的國內、國際背景，它們以新自由主義、“經濟人”假設為其理論依據。經濟私有化思潮的核心觀點主要有：一是鼓吹私有制優越及其永恒性；二是污蔑或否定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諸如宣揚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鼓吹“國退民進”，污蔑國有經濟效率低下，以反壟斷的名義要求取消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等等。只要堅持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分析，經濟私有化思潮的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一些人鼓吹經濟私有化，否定和攻擊國有經濟，決不是簡單的學術之爭，而是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推行經濟私有化，實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近年來，中央相繼提出要加強“六個為什么”和“劃清四個重大界限”的研究，其中都涉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問題。而要堅持和完善這一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同私有化、單一公有制劃清界限。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現在主張搞單一公有制的人已經為數不多了，而由于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私有化思潮則在一定范圍內蔓延和泛濫。因此，自覺抵制和反對經濟私有化思潮是當前經濟學界的一項重要任務。本文試圖對我國經濟私有化思潮的主要觀點及其實質進行分析，以使大家對這一思潮有著清醒的認識。

 

　　一、我國經濟私有化思潮形成的歷史背景及其核心觀點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我國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但經濟改革處于基礎性地位，它會對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帶來影響。就經濟改革來說，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在經濟制度層面，要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狀況，將所有制結構從單一的公有制轉變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將分配制度從單一的按勞分配轉變為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二是在經濟體制方面，將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在這兩個方面的改革上，理論界出現了分歧和爭論，其中經濟私有化思潮經常干擾經濟體制改革的取向。

 

　　我國經濟私有化思潮的出現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從國內背景來看，一方面是隨著我國所有制結構的調整，一部分人主張通過私有化全盤否定我國原來的所有制結構。大家知道，新中國成立后，直到改革開放前，我國一直搞單一的公有制，這種所有制結構有它的歷史由來，但它不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水平和發展要求。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必須對原來單一的所有制結構進行改革。所有制結構的改革是整個經濟改革的核心部分，因為它涉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確立什么樣的經濟制度問題。在對待所有制結構改革這一重大問題上，大部分人主張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同時為適應我國生產力發展狀況適當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但也有一部分人主張通過搞私有化對原來的所有制結構進行全盤否定，即以私有制來代替公有制，經濟私有化思潮就是后一部分人思想的集中反映。另一方面，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引起了公有制能不能同市場經濟相容的爭論。一部分人認為私有制是市場經濟的天生派，主張搞市場經濟應該走私有化道路。這種否定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的言論在今天仍然盛行。

 

　　從國際背景來看，由于新自由主義的泛濫，經濟私有化的思潮不可避免地對我國帶來了深刻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經濟“滯脹”現象，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對此束手無策，這時主張國家放松管制、恢復經濟自由的新自由主義走向前臺，并使資本主義國家很快走出了困境。到了90年代，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的迅速發展，新自由主義對世界各國影響日益加深。許多國家按照新自由主義給出的“藥方”對經濟進行了徹底的改革。新自由主義在經濟理論方面，主要是否認公有制（對社會主義國家是如此。對不發達國家，則是否定國家所有制），大力宣揚私有化。新自由主義者認為，要使自由市場經濟有效率地運行，就必須嚴格界定與保護社會經濟中的各種產權。只有產權界定清晰，其歸屬和自由交易受到保護，經濟主體在市場機制引導下的最優化行為才能推動整個經濟實現“帕累托效率”，否則市場是無法運行下去的。新自由主義者還認為私人產權比公共產權具有更為清晰的邊界，可以產生更強的經濟刺激，能夠更有效地運作。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許多國家把私有化當作發展經濟的“靈丹妙藥”，不顧一切地掀起了私有化運動。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和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這種經濟私有化思潮給我國帶來了深重的影響。

 

　　近年來，國內一些學者深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大肆宣揚經濟私有化，各種經濟私有化觀點紛繁復雜。這些私有化言論有的是公開的、赤裸裸的，有的是隱蔽的、拐彎抹角的。綜觀這種經濟私有化思潮的核心觀點，表現為以下兩種。

 

　　（1）鼓吹私有制優越及其永恒性。一些學者以“經濟人”假設為鼓吹私有化尋找理論依據。“經濟人”假設這一理論，主張人都是自私的，都是追逐個人私利的理性利己主義者，換句話說，都是“經濟人”，這是人的亙古不變的、永恒的本性。從“經濟人”假設出發，必然得出結論：公有制是與人的本性相矛盾的，因而不應該、也不可能存在；與人的自私本性相適應的是私有制，已經建立的公有制必須實行私有化。一些學者明日張膽地叫嚷：“我一句話就可以把共產主義駁倒：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斷言“共產制度遲早會瓦解”，“私有制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私有制度是唯一的選擇”。還有人提出“人間正道私有化”、“私有制萬歲”等口號。

 

　　（2）污蔑或否定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與直接鼓吹經濟私有化的手段不同的是，一些人從否定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入手間接宣揚私有化，為私有化唱贊歌。他們找出種種借口來詆毀和攻擊國有經濟，其目的就是為搞經濟私有化鋪路搭橋。大致說來，他們詆毀和攻擊國有經濟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宣揚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有的人武斷地認為只有私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相容，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對立的。他們認為，產權清晰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而只有私有產權才能做到產權清晰。國有經濟由于所有者產權不清晰，因而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要搞市場經濟，唯一的選擇是私有化。二是鼓吹“國退民進”。有的人以市場經濟與國有經濟不相容為理由，認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成熟，國有經濟應該逐步退出，由私營經濟取而代之，即所謂“市場經濟增長一份，國有經濟就萎縮一份；市場經濟建成之日，就是國有經濟消亡之時。”有的人還借口中央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從整體上搞活國有經濟之機，鼓吹國有經濟應該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將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改制為“民有、民營”企業，這種“改制”實際上就是把國有企業賣給私人，就是搞私有化。三是污蔑國有經濟效率低下，否定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有的人趁我國國有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經營狀況不佳之機，大肆炒作國有經濟效率低下，說國有經濟沒有私營經濟效率高，國有經濟沒有發展前途。四是以反壟斷的名義要求取消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有的人趁我國《反壟斷法》出臺之機，宣揚國有經濟為“壟斷行業”，國有企業為“壟斷企業”，竭力攻擊、污蔑國有經濟的存在是與民爭利，他們在反壟斷的幌子下，要求“國退民進”，還“利”于民。此外，有的人還以其他種種借口竭力污蔑、攻擊國有經濟，似乎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感覺，這里就不一一贅述。

 

　　二、關于經濟私有化思潮若干觀點辨析

 

　　我國的經濟私有化思潮是一種非科學、非理性的社會思想、心理逆流，他們的這些私有化主張來源于非理性的直覺，因為他們從未提出過無可辯駁的論證來說明其私有化主張的正確性。對這些經濟私有化主張，只要堅持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分析，它們都會顯得蒼白無力，完全站不住腳。筆者只擇其中幾個錯誤觀點進行辯駁。

 

　　1．關于“經濟人”假設

 

　　“經濟人”假設是主張經濟私有化的直接理論依據，如果這一理論依據不能成立，那么搞經濟私有化就在邏輯上講不通。“經濟人”假設的核心思想，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對這一問題進行辯駁，只需要回答好以下幾個問題。第一，有沒有普遍的、抽象的人性呢？大家知道，與其他動物不同，人是社會的人，這就決定了人在社會中必然要同其他人發生關系，形成一定的社會關系。馬克思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毛澤東指出：“人是社會的動物，自然性、動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它只有一種基本特性－－社會性。”可見，在實際生活中，沒有抽象的、永恒的、“普世”的人性，只有具體的、由現實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人性。鄧小平曾經說過，離開具體情況和具體任務來談人，“這就不是談現實的人而是談抽象的人，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所以，抽象地說“人的本性是什么”是一個偽命題。第二，人的自私自利觀念是不是與生俱來并永恒存在的呢？作為一種思想觀念，它屬于上層建筑，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在原始社會，存在的只是原始社會的公有制，人們是在部落里平均分配勞動成果，自私的觀念當然并不存在。自私的觀念是隨著私有制的出現而出現的。由于私有制的出現，一部分人可以憑借所掌握的生產資料去無償地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也就是說產生了剝削，在此基礎上才形成了自私自利、利己主義思想。由于私有制在歷史的發展中存在幾千年，使得在意識形態中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的自私自利思想逐步影響到廣大勞動人民。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終將被公有制所代替，這時人們必然會逐步擺脫自私自利這種剝削階級思想的束縛，逐步樹立起社會主義大公無私的觀念。可見，自私觀念并不是人類天生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它是私有制的產物，隨著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新自由主義學者把自私當作人的天然的本性，并以此作為不可更改的假設（公理）來推斷經濟問題，從哲學上講顯然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第三，為什么要鼓吹“經濟人”假設？他們的邏輯很簡單：既然人的本性是自私，那么追逐私利的私有制的存在是合理的，是符合人的本性，反而公有制是不符合人的本性，注定是要失敗的；既然自私自利是人類亙古不變的本性，那么私有制是永恒的，消滅私有制是一句空話。所以，鼓吹“經濟人”假設的真正目的是為私有制辯護，為私有化找理由。“經濟人”假設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我們必須對它進行揭露和批判。

 

　　2．關于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問題

 

　　有的人提出，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只有私營經濟才適合市場經濟的要求，因此，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國有經濟要逐步退出市場，由私營經濟取而代之。他們提出這一觀點的理由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入市場交換的主體必須是獨立的，它擁有自主的經營決策權，并具有自己的經濟利益，并能根據本身利益對市場信號自主做出經營決策，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他們之所以說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是因為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經濟產權不清晰（實際上也不能說“產權不明晰”）、權責不明確。大家知道，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缺乏經驗和思想認識上的局限，我國全民所有制企業一直采取國家所有、國家直接經營、統負盈虧的形式，企業是國家機關的附屬物，沒有任何經營自主權，生產什么、生產多少，自己不能說了算，完全服從國家下達的指標：企業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盈利統一上繳國家，虧損由國家補貼。當時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沒有經營自主權，而由國家統一行使所有權和經營權，統稱為國營經濟。全民所有制經濟的這種實現形式的確是與市場經濟的要求相排斥的。一些學者正是抓住了這一點，認為國有經濟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但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有企業經過了從放權讓利（1979－1984年）、兩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1985－1991年）、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十四大到十四屆三中全會）、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十五大前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十五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改革歷程。目前，我國的國有企業建立起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公有制經濟具有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國有企業完全是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在這里，我們要真正認識到，我國某些學者提出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觀點，實際上是為經濟私有化提供理論依據。他們的推斷是：既然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那么國有經濟只有實行私有化才適合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所以，關于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否相容不是一個簡單的學術問題，而是關系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不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從而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政治問題。

 

　　3．關于“國退民進”和指責“國進民退”問題

 

　　20世紀90年代，我國國有經濟整體經營狀況不太好，原因主要是國有經濟布局和國有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國有經濟布局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國有經濟分布太寬，戰線太長，各行各業無所不包，力量過于分散，整體素質不高。企業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重復建設嚴重，企業大而全、小而全，沒有形成專業化生產、社會化協作體系和規模化經濟，缺乏市場應變能力。在這種格局下，要把所有的國有經濟都搞活搞好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必要的。所以，中央提出要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于是，一些人借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之機，鼓吹“國退民進”，叫嚷“國有經濟要退出競爭性領域”。其實，這是對中央文件精神的一種誤讀和曲解。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規定：“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其他行業和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集中力量，加強重點，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從中央文件精神看，完全沒有國有經濟要退出競爭性領域的意思。一些人緊緊抓住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把它演繹為“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實際上，在中央文件中，國有經濟的“進”和“退”是有原則和方向的。然而，在政策的執行中，很多人只抓住了“退”，忽視或不愿研究文件中提到的“提高整體素質”、加強“控制力”和“競爭力”這樣的字眼。試想，如果國有企業從競爭性領域全面退出，文件中提高“競爭力”的提法還有何意義？2001年5月17日，《經濟日報》發表了吳邦國同志的文章，文章指出，將國有企業改革簡單演繹為“國退民進”，籠統地說“國有企業要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等等，這些是完全違背中央精神的，必須堅決加以糾正。

 

　　此外，近兩年來，我國個別地方少數私營企業由于受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的沖擊等原因，被國有企業合并重組，一些學者指責其為“國進民退”，說“要警惕‘國進民退’演變成一場改革危機”。還有一些人公然叫嚷“國進民退”是改革的“倒退”。這是當前形勢下鼓吹“國退民進”的翻版，其性質是一樣的，都是污蔑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就以一些學者所依據的“國進民退”最典型的事例——山西2009年在整頓、調整、重組煤礦企業中，有一些私營礦井被重組、合并，這是因為私營企業經營狀況落后以及受經濟危機沖擊所必須采取的合乎客觀經濟發展需要的措施。怎么能把貫徹科學發展觀，依據經濟發展規律所進行的結構調整莫名其妙地說成“國進民退”呢？需要指出的是，在“國退民進”之勢愈來愈烈的狀況下，現在即使出現一點“國進民退”的跡象，也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必要的，不應該大驚小怪。

 

　　4．關于國有經濟效率低下問題

 

　　一些學者鼓吹私有化，他們妄稱的一條理由，就是“國有經濟沒有效率”，只有私有制經濟才有效率。這個借口也是從“經濟人”假設推理出來的：既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追求個人利益便是經濟發展的唯一動力，因而只有符合人的本性的私有制才有發展動力，才是有效率的。他們還給出了一個理論模型，論證國有企業必定是“委托─代理鏈條太長”，因而效率必定低。他們認為，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經濟人”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有“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求節約又講求效果”，而國有企業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求節約又不講求效果。”他們鼓吹這一模型的真正目的在于；既然要讓國有企業既講節約又講效果，那就必須私有化，讓企業經營者“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實際上，他們的這個模型是荒謬的，因為在私營經濟的領域內，任何私營的股份制企業的經營者，或私營企業的職業經理人，也都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按照他們的這一套邏輯，這些私營企業都不可能有效率。所以，根據他們的這一套模型，不能說清楚哪種所有制經濟更具有經濟效率。

 

　　那么，什么是經濟效率呢？我們還是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相互關系原理來說明更科學。馬克思主義認為，一種生產關系，當它適合生產力發展狀況時，它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也就是說有效率；當它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狀況時，它就束縛生產力的發展，就是說沒有效率的。當前生產力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與這種生產力狀況相適應的只能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當然，這是從理論上講的，從實踐來看這一判斷也是正確的。看企業有沒有效率，我們要堅持全面的觀點，不能僅看眼前的經濟效率（如一個經濟周期的低谷點），還要看長期的效率，特別是企業發展后勁；不能僅看一個單位或一個地方的效益，還要看它的社會效益和對全局的影響，特別是對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的影響，等等。一些人不顧事實，往往指責新中國成立初期國營經濟效率低下。這是不公正的。應該說，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靠國有企業支撐獲得的，國有企業的利稅率也很高。根據統計資料，國有工業企業資金利稅率和利潤率，1952年分別為25.4%和19.2％；1957年為34.7％和24%；1965年為29.8%和20.9%；1975年為22.7%和14.9%；1978年為24.2％和12.8%；1988年為20.6%和8.3％。不可否認，20世紀90年代，由于不能及時適應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我國國有經濟出現了大面積的虧損。但是，通過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等措施，2000年底我國基本上實現了國有企業改革與脫困的目標。2000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實現利潤2300億元左右，比1999年增長1.3倍，比1997年增長1.85倍；重點監測的4個行業中，1997年有4個行業整體虧損，1998年增加到5個，2000年底12個行業實現利潤都有增加或整體扭轉為盈；1997年有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整體虧損，2000年底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實現了整體扭虧或盈利增加。這說明，我國的國有企業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經濟效率是非常高的。據統計，2000年，國有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為45998元，私營企業為38060元，國有企業比私營企業高20%。200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為87095元，比港澳臺企業高30％，比全國平均數高19.2％。2004年，國有企業提高到90582元，私營企業為55722元，前者比后者又高出62.56%。從上述的一系列數據看，怎么能說國有經濟比私營經濟效率低呢？

 

　　5．關于國有經濟壟斷問題

 

　　我國的國有經濟是在新中國成立后，通過沒收官僚資本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開始就帶有社會主義性質，并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領導地位，之后隨著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進展而不斷發展壯大的。改革開放后，根據我國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我國逐步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在強調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時，中央一再強調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國有經濟要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起主導作用，而這種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于是一些人趁《反壟斷法》出臺之機，以反壟斷的名義，大肆污蔑我國國有經濟是“壟斷行業”，國有企業是“壟斷企業”，指責國有企業壟斷阻礙了市場自由競爭和現代化的實現，其真正目的是攻擊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對國民經濟命脈的控制力。實際上，我國國有經濟的控制力是由社會主義性質所決定的，是歷史形成的。這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企業是有根本區別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企業是在資本家無限追求剩余價值的驅動下，市場自由競爭產生集中，生產集中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出來的。所以，以反壟斷的名義來反國有經濟，指責國有經濟阻礙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是沒有道理的。

 

　　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壟斷，我們要區分兩種情況，一種是企業對經濟資源占有的壟斷，一種是企業對經營行為上的壟斷。對于第一種壟斷，即國有經濟對經濟資源占有的壟斷，我們不能一概反對，因為如果國有經濟不能控制國民經濟命脈，不能在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起支配作用，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如何體現，進而社會主義的性質如何保持？實際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謂的反壟斷，也并不反對經濟資源占有的壟斷。自美國《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出臺后的一百多年間，資本主義的壟斷不僅沒有削弱、消失，反而越來越發展、強化，以致今日形成資本主義跨國公司統治世界的局面。這是因為，作為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經濟基礎的壟斷資本，當然會受到該政權的保護和支持。對于第二種壟斷，即企業對經營行為的壟斷，比如幾個大型企業在經營交易過程中，聯合起來，不顧消費者利益任意抬價、壓價，因為它有損于人民的利益和擾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我們是要反對的。但是，我國國有企業雖然在關鍵領域對市場有控制力，但沒有完全的定價權，比如油、電、水、運等都由國家征求群眾意見后定價的。所以，一些學者以反壟斷的名義來反對國有企業是沒有充分理由的。　　

 

　　三、深刻認識經濟私有化思潮的實質和危害

 

　　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既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又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但在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過程中，要注意不能搞私有化。私有化指的是通過國有經濟的私有化改革，使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向以私有制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轉變。一些人鼓吹經濟私有化，否定和攻擊國有經濟，決不是簡單的學術之爭，而是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大家知道，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靈魂。馬克思主義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基本矛盾出發來論證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要求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但這一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無法解決。解決的唯一途徑，只能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可見，公有制是伴隨社會主義而產生的。搞社會主義必須以公有制為經濟基礎。盡管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就其性質來說，我國已經是社會主義。由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還不夠發達，一些地方還處于探索之中，在所有制結構上不可能搞單一的公有制，但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這是我們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要求。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這一生產目的，是社會主義的特點，資本主義社會永遠不可能有。江澤民也深刻指出：“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國家經濟的主體必然是公有制經濟。”在改革開放中，我們黨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發展要求，提出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但鄧小平反復強調，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他指出：“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江澤民指出：“離開公有制為主體，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經濟。”只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必然要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經濟私有化思潮以鼓吹私有制優越和永恒性、否定公有制為核心理念，這是與社會主義道路背道而馳的。所以，經濟私有化思潮的實質是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主張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從改革開放的歷程來看，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也是不斷同經濟私有化思潮作斗爭的過程。對此，鄧小平有著深刻的認識：“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只有搞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社會才能穩定，才能發展。”山只有深刻認識經濟私有化思潮的本質，我們才能在實際工作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決反對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路線。

 

　　從實踐來看，經濟私有化并不是靈丹妙藥，私有化道路在許多國家未取得成功。20世紀80年代以后，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批判和反思過程中，積極推行私有化改革，使社會主義旗幟改弦易轍，造成社會動蕩和國家分裂。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搞所謂500天計劃，以“休克療法”搞私有化，結果導致經濟發展大幅倒退，國家實力大大削弱，社會秩序動蕩，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同樣，20世紀90年代，拉美國家奉行西方新自由主義而進行全面私有化改革，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災難性后果，印證了私有化的巨大破壞作用。比如，阿根廷在西方支持下搞經濟私有化改革，結果國民經濟嚴重衰退，貧困率由私有化前的7.7%增至30%，失業率超過20%。再看看整個世界，實行私有化的國家和地區有近200個，但其中真正發達的只占極少的一部分。

 

　　私有化在許多國家走不通，如果在中國推行私有化，其嚴重后果是不可估量的。一是鼓吹搞私有化，必定改變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江澤民曾經指出：在社會主義中國，國有企業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沒有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就沒有我們共產黨執政以及整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和強大物質手段。”“要保證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就是要不斷鞏固和加強我們黨執政和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可見，鼓吹私有化，取消國有經濟的言論，旨在從根本上顛覆共產黨的根基，這決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二是鼓吹私有化，必定改變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使國家陷入歷史災難。前面已經論述，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是保持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根本要求。搞私有化、取消公有制，必將改變我國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進而改變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歷史經驗表明，國家性質的改變必定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俄羅斯就是前車之鑒，我們必須吸取這個教訓。要避免經濟私有化帶來的災難，只有從根本上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決不能搞私有化。所以，我們要站在維護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深刻認識經濟私有化思潮的危害，自覺抵制經濟私有化思潮的泛濫和影響。

 

　　（摘自2011年第4期《馬克思主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