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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并購實務
2017-02-14
2016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再刷新高度。商務部數據顯示,2016年1-11月,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64個國家和地區的7500多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投資金額10696.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5.3%。
與此對應的是,中國企業出海“受阻”也呈高發態勢,其中不乏國企主導的收購案。如中國化工430億美元收購先正達案受歐盟反壟斷案調查,清華紫光入股西部數據被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否決……國企海外并購因歐美地區日益嚴格的審查、監管與約束,顯得步履維艱。
展望2017年,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意大利公投失敗等全球化新動向,使得國企海外并購環境更加變幻莫測。新一輪全球化背景下,國企海外資本輸出如何轉型升級?進入海外并購深水區,國企將面對哪些機遇和挑戰?對此,《國資報告》記者專訪瑞銀集團中國區負責人及總裁錢于軍,論道國企如何適應和引領海外并購“新常態”。
放低姿態
近十余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加速,海外并購日益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重要方式。其中,國企更是成為股投資風潮的引領者。
然而,近年來,國企海外遭遇的并購摩擦也日益增多。如中國鋁業注資力拓失敗、中海油并購優尼科失敗等,許多看起來勢在必得的海外并購,卻以失敗告終。
國企在海外并購遭受阻力,一度引起了市場的擔憂。不過,在錢于軍看來,國企海外并購受阻的背后,有著國企走出去與現有階段不相適應的深層邏輯。
“如果把中國企業‘走出去’進行階段劃分,以2001年首次提出中國‘走出去’為第一階段,油氣能源領域的國企堪稱領跑者。”錢于軍對《國資報告》記者表示。
這一時期的并購,國企“走出去”多是到資源豐富的亞非拉國家。“中國有資源需求,這些國家缺乏資金、市場,雙方契合度比較高,使得國企‘走出去’非常有優勢。” 錢于軍表示。
總結當前國企頻頻受阻的國家地區和收購標的特點,錢于軍談到:“隨后,國企開始走向發達國家收購品牌、技術,并且看重當地市場時,‘走出去2.0’階段的問題就相繼出現了。”
分析其原因,錢于軍著重強調了國企自身以及外部市場環境兩方面的因素。
“國企普遍占據國內市場的優勢地位,一直被銀行、金融服務機構視為優質客戶。但是一出國門,由于政治敏感性,國企的身份反而引起了海外市場強烈的爭論。”
以中海油參與優尼科石油公司競購為例。收購過程中,中海油由于觸動了美國人敏感的能源神經,被貼上中國實施能源走出去戰略的標簽。有媒體評論稱,一樁本來對收購雙方雙贏的商業收購案,由于夾雜了大量微妙的政治思維和意識形態而被扭曲。
認識到國企自身的特殊性,錢于軍強調:“國企海外并購一定要放下身段,學會處理政府關系,領會國外市場精髓。”
錢于軍根據多年操刀國企海外并購的經驗,向記者介紹:“國企如果進行海外收購,尤其當收購標的為海外上市公司時,這意味著人人都可以提出要約收購。想要真正取得成功,取決于收購方能否言而有信、是否有過成功的收購經驗、收購價格是否有財務實力支撐等要素。”
著眼于國際、國內市場環境的差異,錢于軍建議:“國企參與海外競購時,國內的一切優勢條件要取零,甚至是‘取負值’”。
當然,調整海外收購的姿態是成功的關鍵因素。對于標的國政府市場準入政策的熟悉和把握,同樣不可或缺。
“國外資本運作,與國內最大的不同在于其采取政府備案制。只有涉及敏感行業的外資收購,才會需要美國、歐洲國家政府批準。在這種意義上,國內政府審批是否決權,所有市場準入都需要政府把關,只有自貿區的負面清單除外。”他告訴記者。因此國企到國外不僅是簡單的發下身段,而是要真正了解國外經濟治理、行業監管和市場準入的精髓所在。這一問題如不解決,國企“走出去”會相當曲折。
重新認識全球化
回顧國企“走出去”近十年來的變化,企業學會調整自我以適應外部市場環境,顯得尤為關鍵。身處全球化浪潮中,能否認識和把握當前一系列新變化,深刻地影響著國企的海外并購之路。
2016年,被認為是“黑天鵝”齊飛的一年。英國出人意料的公投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等事件,帶來外匯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大幅震蕩,有人甚至稱其為“逆全球化”。
強烈的震蕩背后,其必然蘊藏著全球化的新邏輯,國企能否順勢而為事關成敗。
“我們以前過于強調以最理性的經濟學規律來認識和主導全球化,例如哪個國家或者地區最適合制造業,哪個地區最適合發展物流,哪個地區是最大的進口市場……這種分配把全世界區隔得一清二楚。可以說,中國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是得益于全球化產業的轉移,以低價格優勢打入國際市場。”錢于軍分析。
不過,在他看來,原來的經濟學理論卻忽略了發達國家的藍領工人“失去飯碗”,貿易公司“失去生機”,以及工業和服務業大幅度縮減帶來的產業“空心化”問題。因此,錢于軍提出:“當今世界,包括國企自身要辯證地看全球化,超越社會經濟的角度和定位,關注其對政治的影響。”
2016年10月,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在美國莫瑞恩投資6億美元建造的汽車玻璃廠正式投產。莫瑞恩作為美國GE的原有工廠,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關閉,此后一直閑置。福耀玻璃通過這一低成本收購成功挺進北美市場,其在美國市場的年銷售額近4億美元,成為福特、通用、克萊斯勒、卡特彼勒等美國品牌的供應商。
通過這一并購案,錢于軍進一步引申:“企業不要一味地用簡單的經濟邏輯,認為利用中國低成本優勢進行生產并且出口。應該想到,對于美國等發達而言,其勞動力成本比國內高幾倍,但有些方面不見得比中國差。”
他建議,今后國企走出去要不斷提升產業鏈,向高增值方向延伸。盡量避免延續“把所有環節成本壓到最低”這一舊經濟思路,而是通過優化新產品、新服務、新渠道,為最終客戶帶來價值。這才是國企最理性的商業邏輯。
理性風控
順應全球化趨勢,進軍產業鏈高端和上游,已經成為國企增強競爭實力的“必選項”。然而,瑞銀的一項調查發現,在目前中國企業“走出去”跨境并購的五大動因中,這一趨勢并非“主流”。
按照企業海外并購因素分類,其包括“企業自身業務需求,產能輸出,購買境外技術和資本,全球資產配置需求,估值套利”等五種類型。“五大動因中,國企主要還是堅守主業在海外地域的擴張,垂直整合和橫向擴張的并購項目占總數的50%。”錢于軍告訴記者。
結合國企結構布局現狀,不難看出,目前一些較有實力的國企主要處在自然壟斷行業,或者市場造成的行業壟斷地位,國內市場份額相對有限并趨于飽和。尤其當國內經濟趨于平緩,這些國企便將業務拓展的方向瞄準了北美,歐盟等相對發達的經濟體。
對此,錢于軍向記者分析:“國企如果堅守主業進行地域上的擴張,一方面,能夠擴大企業業務量,快步走入世界500強;另一方面,當國內經濟出現波動時,可以對沖風險。”
以國家電網進軍巴西電力市場為例。巴西作為全球新興用電市場,由于國內資金、技術相對缺乏,國家電網通過以中巴聯合體參與競標,取得了巴西輸電網建設等多個項目。目前,國家電網占有80%的國內市場份額,當其成功進軍巴西這樣一個新興用電市場后,也會取得相對不穩定的回報。
當然,并購這一投資行為,伴隨的風險也是無處不在。尤其當企業以一種盲目、跟風式的心態進入海外市場后,風控的缺失將造成致命打擊。
2011年,中鋼集團耗資13.6億澳元(約合93億元人民幣)收購的澳大利亞鐵礦項目,卻因為港口、鐵路等基礎設施問題,在收購三年后叫停。因資產價值大幅縮水,中鋼集團在此次收購中虧損百億元。
企業練好內功走出去,首先表現為根據自己所處的行業和市場環境確定風控措施。對此,錢于軍強調,油氣、礦業、制造業領域企業走出去時,尤其要注意有色金屬、鐵礦、銅礦等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就電力市場而言,由于海外市場電力改革后往往是“競價上網”,對于監管的風險、電價的波動,都應采取相應防范舉措。
此外,企業對于匯率波動風險估計不足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新興市場的波動其實很大,巴西的里爾,哈薩克斯坦的騰格,可以在一年以內暴跌暴漲20%-30%。這些國家單一行業對資源依賴太大,經濟比較脆弱。又受本國宏觀、美元經濟政策的影響,風險客觀存在。”錢于軍表示。
對此,他建議企業如果準備去投資一個少數幣種的資產,而自己的經濟來源是美元或人民幣,就要關注兩種貨幣波動的方向和可能性,提前做好準備。
學會“兩條腿走路”
進入“十三五”,“培育具有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已經成為央企的艱巨使命。把握全球化趨勢,通過資本“走出去”躋身世界一流跨國企業必將成為一種“新常態”。
“對標全球先進的跨國企業,如美系GE,德系西門子,瑞士系諾華,還有法系食品企業,都是海外并購與新建產能并重,‘兩條腿走路’”。參照跨國企業的成長規律,錢于軍對記者表示。
因此,錢于軍強調:“知道并購的重要性,學會如何并購,最后通過并購為所有股東帶來增值,帶來新的發展動力,恐怕是一流跨國企業必須具備的能力。當下,成功的完成幾個標桿性的跨國并購項目,更是必要條件之一。”
不過,海外并購由于因素的復雜性,有其殘酷的一面。曾有一項調查數據表明,過去20年全球大型企業兼并案取得預期效果的低于50%。具體到中國,則有67%的海外收購不成功。
對此,錢于軍認為,有時企業較大數額的并購或者外界希望成功的并購,由于一些理性原因沒有完成,不一定是失敗,反而證明這是一家成熟的企業。國企要承認數字和理性的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做理性的判斷。有時候放棄,比不惜代價的爭取更加合理和成功。
(文章摘自2017年2月07日《國資報》作者:王倩倩)
圖片來源:找項目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