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以來，全國有關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斷試水。

盡管政府及學界對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斷叫好，但產業界對此仍然心中忐忑。

2019年3月27日博鰲論壇上，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及華彬集團董事長嚴彬作為國有與民營企業掌門人代表，分別對國資委主任肖亞慶提出了質疑。

董明珠的疑問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到底是愿意把控股權或者利益大的部分拿出來，還是光拿出利益小的部分來‘釣個魚’?”“真的拿出來的話，會不會‘肝疼’?”嚴彬則直接質問，“混改是否是真改革?”

如此重要的場合，董明珠、嚴彬二人絕非心血來潮，他們的質疑代表了產業界對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普遍擔心。

這種擔心源于政府與參與混改企業對混改目的的理解及雙方所處地位之間的差異。

如肖亞慶所言，政府推行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為了“激發企業未來發展創新的活力”，一言以蔽之，就是通過引進資本，借鑒其他企業靈活的機制，實現優勢互補，以達到各方共贏，重在長遠。

然而，對很多意欲參與混改的企業來說，實現投資回報、擴大未來市場、獲取資源優勢則是第一位，重在眼前。

由于多數意欲參與混改的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在體量及資金實力上與國企有明顯的差距，他們擔心最終可能因沒有話語權而淪為“替人作嫁”的角色。

顯然，混改要繼續推進下去，國資委及地方政府需進一步拿出政策措施，讓意欲參與混改的企業及民營企業家真切感受到“誠意”，切實彌補雙方的信任落差。

然而，國企混改與一般非公有制企業的改革不一樣，更不是某些人所設想的“私有化”。

國企混改的目的是提高國企的創新力、競爭力，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那種試圖借混改渾水摸魚，趁機大撈一把，或尋思暗度陳倉，未來將國有資產收入囊中、控于掌中的想法則與此目的大相徑庭，是不受歡迎，也是不可接受的。

對于這種“占便宜”的思想，肖亞慶進行了警示，“如果在一個混合所有制的案例當中，某一方占了便宜，在一段時間內可能存在，但是從長期來講，應當是共同的利益，只有找到共同的利益，混合所有制才有意義，才能進行下去，否則都是短期行為。”

所以，肖亞慶指出，混合所有制只是改革的一種方式，不是改革的所有。“宜混則混，宜獨則獨”，既要看行業，也取決于企業和未來。

實際上，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學理上存在一個前提，即私營企業的效率、效益高于國有企業。

然而，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讓·雅克·拉豐和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讓·梯若爾早在1993年就指出：理論上講，私有企業比國有企業效率更高的說法是不成立的。

國有企業“效率低”很大程度源于其承擔了政府施予的大量社會責任與經濟調節功能，為了公眾利益和底層創新，國有企業不可能像私有企業那樣處處以利益和效率為先。

國有企業效率低或“不善于創新”很大程度源于體制機制上的僵化與漏洞。

實際上，部分體制靈活、管理良好的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與民企相比并不遜色，這說明國企改革在體制機制上的改善上還大有潛力可挖。

近年來，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在國企董事會建設、公司化改造、經理契約化管理、員工持股計劃上進行了有益探索，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上進行了不斷完善，取得了明顯成效。

2018年，國有企業運行持續改善，盈利能力和償債能力比上年同期均有所提升，雖然在凈利率及投資回報上與民企仍存在一定差距，已成功扭轉了差距不斷拉大的趨勢。

就現狀而言，無論國企還是民企，我國企業與世界先進企業相比，在創新力、影響力、管理水平上依然存在較大差距。

不少民企發展壯大后，也出現了創新力不足、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內部腐化等國企出現過的“大企業病”，民企在管理水平上的提升一樣迫切。

國企混改要取得成功，需要政府與產業界的共同努力，切實改革和完善現有機制體制，認真提高企業管理水平與創新能力，共同提高中國企業的治理水平和競爭力。

否則，只是單方面讓利或者汲汲于小利的算計，無論對國企還是民企的發展，都將不利。

畢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企業家在追尋更多權利的同時，也應承擔更多的責任。

來源:微信公眾號中國職業經理人雜志

圖片來源：找項目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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